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T·S·Eliot说过：“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我说：四月的第一天，根本不是该度过的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愚人节是四月一号，四月一号是愚人节。
前些年手机时常会在愚人节受到那些个愚人信息，说什么进了医院自杀。
分明是愚人嘛。
但自从零三年的四月一号，哥哥张国荣，让愚人节不再愚人。
我们，是指华人世界，或者更多认同张国荣的人们。
而生活在大马的我们，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蓦然发现这个完美艺人在不知觉的情况下经已走入我们的心扉。许多人从四月里开始，一步步地走近张国荣，感受着他的精神气息同时感受着自我的生命。
而一个颇为特殊的情境是：传媒的诚恳与热忱，始终与我们的感受同步――共同去纪念一个香港的艺人。借助传媒，借助网络，也借助那些较早了解并爱惜张国荣的人们蕴蓄既久而突然迸发的铺天盖地的激情，你可以在一个被猝然压缩的时空中去收取方方面面的信息。于是，我们见到了在电影辉煌之外的张国荣，见到了他的歌艺与舞台经典，见到了他的智慧与善良，他丰富的个性与传奇般的真诚的人生历程。我们重新认识并讨论他的艺术成就、体味着他的人格力量、揣摩他所抵达的精神层次与生存的境界。
这里有香港《亚洲周刊》刊载胡恩威先生的一篇评论。
[ 文中言道 ]
张国荣去世成为华人社会的一件大事，受到两岸三地的传媒高度重视，俨然成为一次“国家事件” （引号为原文所加）。文中提及，非典型肺炎危机是天灾，但张国荣的突然去世对香港人的心理打击，比天灾还要严重。因为，张国荣二十六年的演艺生涯是一个香港传奇，而“现在的香港娱乐事业，已经很难容纳像张国荣这种重视个人尊严和追求完美的艺术工作者了。”文中的批评有一种肃然的自我反思：“香港传媒在张国荣去世事件中的表现，出奇地有节制。……在电视上，也看见很多记者一边哭一边在报道，他们都收起以前那种轻佻的嘴脸。”而“中国内地传媒的张国荣特辑资料详尽，文章分析深入，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胡恩威：香港流行文化的力量）。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事件是，香港浸会大学主持的《拉阔文化计划》，曾于四月三十日举办了一个题为“‘不忍远离 张国荣’──追忆张国荣的艺术生命”的纪念晚会，晚会的议题中表达了这样的意念：“抱着艺术表演理念去触摸人性心灵、推动大同社会意识的”张国荣，“在光影中、舞台上、音乐世界及现实生活里要大家共鸣的精神层次，我们是要认真的领会、探讨及宣扬的。”在为晚会制作的网页上，也记载着这样的文字：“适逢新浪网举办了一个名为‘心目中的中国十大文化偶像选举’，大众对哥哥在社会、文化上的价值及影响力未有一致认同，事件更反映了部份人对哥哥作品的肤浅认识。”网页的制作者声明：“感谢众位学者对哥哥的艺术生命的表扬，引领我们朝这方向走。”在港人众多的纪念文章中，我们还可以寻到林奕华的《张看，看张》中深情而不失犀利的理性文字，林沛理对“演员作者”概念的推出和阐释，梁文道关于“长情同志”的精彩点评，以及董桥《最后一个西关大少》中的斯文、艳丽，浓郁的文化气息。
张国荣挑战规范的能量引人注目，而事实上，他的出现，改写乃至颠覆了我们自以为熟知的许多概念。伴随着张国荣的去世，“传奇”、“偶像”、“流行文化”乃至“艺术”、“尊严”等一批词语，在更深的层面上被读解、被发掘。“传奇”一词在张国荣那里，不再是一个好莱坞式的起承转合的美丽故事，而成为对“平凡的现代生活”的沉重质疑，对人文理想的悲剧性守护。张国荣的个性无疑是丰富而深邃的，他有着多层次的可解释性，他的智慧与真诚注定了他的复杂多义。
他注定要占领矛盾的两极，―― “双极性”是他重要的精神特征。
他前卫而又传统，柔韧而又刚烈，直率而又内向，忧郁而又飞扬，人们用多种悖论式的语句来描述他性格中的悖论，描述他艺术中的人性蕴含和时代精神。
丰富深邃的个性与他的艺术形象融为一体，魅力无穷。林沛理先生在提出他的“演员作者”的概念时，这样写道：“作为一个浪漫象征、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表演艺人，张国荣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他的暧昧矛盾和不可捉摸。”
张国荣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对“美”的偏见，常常是人性的一个误区，而人们在美的天性面前的自我迷失，会有复杂的心理含义。我们看到，“美丽”，俨然成了人们抗拒张国荣的一个理由，正如他的一首歌名：“怪你过分美丽”。而他却始终以惊人的坦率和精微的分寸感，揭开我们在文化面具之下，对美丽、性别、性感等人性问题的微妙闪躲与心理诉求。他的表演亦因之而成为健康、自由、人道的美丽的隐喻，成为人们面对新的社会焦虑之时，心灵的栖息之地。
勿庸讳言，张国荣的性取向，他对“爱”的理解与执著，至今仍是“张国荣传奇”中最难破解的密码，是他被冠以“超凡脱俗”、“饱受争议”的潜台词。生活于 “爱情规范”之中的人们，可以善意地去“理解”和“宽容”同性恋族群的生存权力，但这种善意中却常常暗含着等级与霸权，并不具备与张的观念对话的基础，更难以揣摩他所承受的生存压力。误解是多重的，这些误解可能与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同样的暧昧莫明。张国荣曾含蓄而审慎地声明自己是“双性恋”者，他也曾策划过一个自己的电影，以叙述对爱的理解。或许他想说明，因着他的率性与不羁，最终能超越人类理性的自我设限，抵达人性中本真的爱。但我更愿意推测，借程蝶衣形象以自称的“人戏不分，雌雄同在”，正是张国荣用生命构铸的一个意义结构。他拒绝“程式化”的表演，拒绝“复制”艺术――拒绝“take two”，他调动自身生命的资源去创造艺术，又在艺术创造中探问着生命的意义与可能，这使他成为一名罕见的“演员作者”，他甚至将个体生命的终结，设计为最后的出演。他赋予了“戏梦人生”的生存状态，一种全新意义的文化反思。张国荣在其艺术理念中，明确地传递出相当前卫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态度，而他又具有十分自觉的“精英”意识，认可“创造性”为艺术的永恒价值。如同他跨越了性别之界、人戏之分、生死之域，他也洞穿了我们关于“大众”与“精英”的两分壁垒，颠覆了我们对流行文化的成见――包括颠覆了我们关于“文化沙漠”的看法。如果能够认可“文化英雄”这一概念，我想，他当之无愧。
从某种意义上说，欣赏张国荣、认识张国荣、感受张国荣，是一种奢侈，一个境界，也是一种能力，而解读张国荣，在今天，或许是一种压力、一种奢望，但更是一份责任。
仔细品味张国荣的辞世所引起的震荡，将会发现它含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性质，即它是相当“私己化”的，它直击着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借用“荣迷”们的一种极致的又颇为直白的表述是：它不同于亲人的离去、父母的离去、甚或精神领袖的辞世，而更像是：我们个体生命的一部分的流失，或升华。
它是一个遥远的而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它是一个私己的、可以触摸的灵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张国荣是以他的表演人生，同我们展开着个体的心灵对话，这其中，有着强悍的人文力量。以他说法是，他用一颗心，交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同时，他也呼吁他的观众，回馈一颗真诚的心。这使我们悟到：当我们说“文化符号”的时候，它也是有生命的，一如我们自己，如同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生。他发掘了流荡于民间的、充溢在普通人心灵中的人文的力量。
我们或许不应过于地“理性”化，只记得某种“理论操作”的过程，而忘记了人文学者应当持守的“人文精神”。亦或许，我们还可以扣问自己的心灵：面对张国荣，我们是否真的，无言以对？
谨以此问，追忆尊敬的哥哥，张国荣先生。
*部分文献摘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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